我的高考1978

□《民生周刊》记者 张兵   2017-06-12 22:57:12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 “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

1978年,梁刚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然后被录取至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毕业后,梁刚建进入光明日报社,在报社工作近10年后,他创办了《中华读书报》,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

2002年,梁刚建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回首过往,梁刚建感慨万分,高考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必须感谢那个年代,那次难得的机会,让命运有了不同的可能。

他向记者分享了他不一样的高考人生……

高考

我出生于1953年,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当时按照学习成绩编号,我小学六年一直是01号,我打小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小时的梦想是,考到北京南四中,当时最著名的学校,然后上清华大学。然而,小学毕业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的大学梦碎了。

1969年,我还未满16岁,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在那里,我待了6年多,兵团里有个同学,他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特别爱藏书,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大半箱是书籍,均是世界名著,受他的感染,大家每天都熬夜点着灯轮流看。

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道, 我小时候患的是精神饥饿症,也叫青春期营养不良。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我离开书本,离开课堂,到祖国北部的一个盐碱滩上去种水稻。那里不但是一片不毛之地,精神生活也是荒芜一片。我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抽烟、打牌,学会了在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中不吭一声。本来已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外国字只认得ABC,中国字只够写一封平安信。待到终于返城时,我带回的是强壮的筋骨和空虚的头脑。人家管我叫“知识青年”,我脸都没地方搁。

1975年春,我入伍参军,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军分区警卫部队,1977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医院,一个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就在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当时工人阶级比较吃香,我就选择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镗工。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一起走进了考场,参加了共和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最终27.3万人被录取。

遗憾的是,当年忙于工作,我错过了。特别鼓舞人的是,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4月2 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当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工厂车间领导都比较支持,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加紧复习备考,我实际是小学六年级水平,每天下班后,我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在长椅上复习,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练嗓子,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回家很晚,也不觉得累。

7月20日高考,全厂二十几个工友参加了高考,考试科目共有5门,分别是政治、语文、史地、理化、英语,每门100分,满分500分,考试下来,我得了318分,能够考到318分,实属不易,5门功课,相当于我只考了4门,放弃了理化的复习,当时复习把全部精力放在另外4门,理化成绩,我还记得只考了12分。

当时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学校录取名额有限,确定了两条杠,300分是及格分数,320分是录取分数,我差2分,没有录取。工友们参加考试的一半都考上了,还有一半都在及格分数与录取分数之间。当时没有被录取的,大家心情都很懊丧。

上大学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1978年10月,林乎加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特别爱护年轻人,尊重知识分子,发现录取名额有限,他在天津就做了一个试点,找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扩招”了8000人,邓小平同志出访朝鲜时途经天津,林乎加当面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表示了支持,明确表示,你们可以先试。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在会上,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然后问大家,北京未被录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地方,老师也没有,林乎加说,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很快他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各个高校校长开会,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话,特别动情,他说,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人不能进学校读书,不能上大学,对他们不公平,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也不能再等了,现在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大家共同想办法,这件事一定要办!

当时,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最后想到的办法是,腾出了北京15所中小学,还有一些机关党校、工厂厂房,北京市委拨了一些钱,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建起了36所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各有两所分校,扩招了16000名学生,4个月时间里,这些分校都弄起来了。1979年2月份入学,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地方在哪儿呢?在北京丰盛胡同,以前是丰盛中学,300分至320分的落榜生,一律进!

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入学迎新会上,面对一万多学生,林乎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仍然记得,他说,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虽然条件很艰苦,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

我是中共党史一班,五亩三分地上没有宿舍,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图书馆,大学必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就是这种条件,分校硬是办起来了,学了四年。体育课时,租借月坛体育场,班上4 0人,男生3 0人,女生1 0人,娱乐活动怎么办呢?自办。我们一班比较活跃,年轻人嘛,都特别好玩,经常是周末下午,一帮同学把桌子椅子挪开,中间腾出来跳舞,学校各班的“班花”基本上都来过。

我们这些人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北京市为了支持这些学生,凡是工龄够3年、5年的,带工资上学,这是有文件的。我们班有一半带工资的,有一半不带工资的,吃饭聚会都是带工资的掏钱,我当时是带工资的。我们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大,我是1953年生的,在我们班算是中等,1948年出生的最大,最小的1959年,有结婚带着小孩的,有应届生,有工厂的科长,有食堂的大师傅,还有现役军人。我们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本校一样,老师也是本校的,两个校址来回跑,比较辛苦,特别敬业。

当时丰盛中学忽然安排进来1000多人,很挤,什么都很拥挤,关键还没有地方谈恋爱。我们学校门口有一棵老槐树,后来,这棵老槐树就变成了约会的地方,恋爱表白,都在那棵树底下。

扩招的这些学生,后来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我们班部级干部有两位,司局级有三位,大学教授、一些报社主编、校长……还有一些后来出国留学的。

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 “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1977、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年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也就不足为奇。

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19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七七、七八级现象”。

毕业后

1983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领导觉得我是中共党员,又是大学毕业生,希望我去光明日报社人事处工作,我说不行,我要有专业的,我的理想是写点东西。领导说那你只能上夜班,至少5年,我说可以。领导说那你还得帮我找个党员大学生来,我后来找来同学刘鑫武,他当时已经分配到昌平区党校,刘同学后来成为有名的摄影记者,我则在光明日报社上了5年夜班。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

进入《光明日报》时,整个报社那时还不到10个大学生,值夜班时,我是头版编辑,我也没办法采访,我就写评论,投给各个报社,包括《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我当时家住在团结湖,我就跟我夫人说,我要在团结湖比一下,哪个灯最晚灭,我就坚持在那里写。后来写出名堂了,最早是单位收发室有了动静,说我是全报社稿费笔数最多的,平均两天发表一篇稿,《光明日报》领导就说,哎哟,这小伙子还挺能写,就把我调到了评论部,专门写评论,担任主任助理。

临时改造出来的大学校园,简陋而又充满朝气。评论部的同志们都热爱读书,1993年底,大家在一起就想,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读书报纸,我们几个干脆办一张报纸得了。大家想法很简单,说干就干,一下子就办起来了,1993年底筹备,1994年创刊。我那时刚过40岁,《中华读书报》一举成名,火得很,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7月9日,《中华读书报》出版了二十周年特刊——《创刊那些事》,我应编辑命题作文要求,回忆了当年创刊的一些事,文章里,我说,当年哪有什么办刊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我则从普通编辑一下子就提升至副局级干部,担任总编辑。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起用实习记者,除了几个编辑外,其他的全部是学生,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让我骄傲的是,这批人,现在都成才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翁昌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读书》杂志主编祝晓风,《北京青年报》总编辑余海波,不到40岁就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张毓强,朗朗书房创始人呼延华、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恒,太一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珺,等等,薪火相传。

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我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M B A导师,工作闲暇之余,我还受邀到全国各地高校作讲座。

感谢1978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我爱上了书的年代。我仍然记得,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解禁后的世界文学名著,闻讯赶来买书的人们夜里开始就排起了队,蜿蜒几里。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自豪的一员。今天,当我伫立在书橱前审视我的藏书时,我总是第一眼就看到那最尊贵的首批客人:《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唐诗选》《宋词选》……这些书,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片奇妙的天地,使我第一次知道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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