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领跑者

《民生周刊》记者 赵慧   2017-07-05 23:23:04

纳入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的省市,通常都在地区乃至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领域拥有较强的领跑优势。

绿水青山如何转化成金山银山?中国正在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蹚水探路。

2014年至2015年,我国在102个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希望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的地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模式。2016年,福建、江西、贵州三省由先行示范区上升至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全面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试验。

目前,《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已经颁布,江西和贵州实施方案正在编制。“这些试验区着力推动和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先试,走在了本地区乃至全国前列。” 6月17日,在贵阳召开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任树本说。

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平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对各地区而言既是机会又责任重大,肩负着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自身大胆摸索、先行先试,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重任。

按照中央给出的时间表,今年年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的各项重点改革任务需取得重要进展,形成若干可操作、有效管用的生态文明制度成果;到2020年,试验区率先建成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成果。

省级样板

在当日的研讨会上,贵州、江西两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代表以及深圳、湖州、承德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代表介绍了各自地区的探索实践和心得。

凭借优越的资源禀赋和多年生态发展实践,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跑省份。去年8月获批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贵州很快作出发展绿色经济、建造绿色家园、完善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育绿色文化“五个绿色”,以及推动大生态与大扶贫、大数据、大旅游、大健康、大开放“五个结合”的总体布局。

获批近一年,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民节能、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制度责任追究等方面,贵州形成了一批制度成果。

今年4月,贵州又作出加快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的决策部署。“大生态战略行动是‘五个绿色’的拓展和深化,是我省绿色发展的亮点和特点。大生态的‘大’就在于覆盖了自然生态空间全方位,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贯穿人们生产生活的全过程。”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美钧说。

立足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江西省,承担着探索中部地区绿色崛起的重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鄱阳湖治理,为江西探索一条山水林田湖协同保护综合治理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江西肩负着建设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样板区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定位。我们将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拓展提升山江湖流域系统治理模式,建立覆盖全流域的国土空间开发与管理制度。”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办副主任刘兵说。

江西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红线,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空间管控制度,全面推行河长制和全流域的生态补偿,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考核评价制度,初步形成生态文明四梁八柱的框架。

作为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2014年3月,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6年8月成为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目前,中央部署的38项改革任务中25项已在福建落地实施,生态环保目标责任制、全流域生态补偿、小流域综合整治、生态司法保护、多规合一、党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环境权益交易、绿色金融等一批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成效。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研讨会现场。多地先行先试

纳入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的省市,通常都在地区乃至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领域拥有较强的领跑优势。

比如,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浙江湖州,正是“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提出地。

近年,湖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坚持以“生态+”理念引领产业发展,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逐步探索出符合自身条件的“两山”转化路径。

2014年11月,湖州与中科院开始合作编制湖州市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纳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文明考核评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相衔接。

湖州还在全国地市州率先开展了绿色GDP核算,制定了“生态+”行动计划,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保护利用评价办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办法等制度,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毗邻首都北京的河北省承德市多年坚持生态立市,被称为京津后花园,2014年成为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

承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管国富介绍,通过山水林田湖修复、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加快水源涵养等生态工程,承德建成国家、省级森林公园16处,湿地公园20处,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完成草地治理面积663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6.7%。

承德还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委员会,编制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成为全国首家亮出自然资源资产家底的地级城市。“我们与北京合作开展了全国首个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效控制了高污染行业的碳排放。”管国富说。

2015年,深圳东部湾区被纳入第二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这座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再次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试验田。

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余璟谈道,为定量分析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提升所创造的生态价值,深圳在东部湾区率先构建了一套符合城市现状,既体现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又体现人类改善环境所做贡献的城市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

目前,深圳已经将城市G E P纳入“十三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公众参与及民主决策中,对政府投资项目在立项审批、设计、实施全过程引入GEP影响评价,并将城市GEP纳入政绩考核,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城市GEP考核可以促使政府不断加大城市环境治理力度,通过将城市GEP各类功能价值化,为蓝天、绿地、青山、秀水打上价格标签,帮助人们树立资源有限、环境有限的正确价值观。”余璟说。

敢于动真碰硬

无论是省级层面的试验还是地市级层面的先行先试,最终目的都是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如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迎来周年考,先行示范区探索也逐渐进入制度落地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醒,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应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关系,基层试验特别是各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应该给出更大的自主试验空间,更强调包容性。

“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五位一体高度在全球也是领先的,认识到位之后,能不能转变为具体行动,要给出比较大的空间,即便试错了也要给予包容性。”刘世锦说。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也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任树本谈道,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四梁八柱框架初步构架,一些重大制度相继出来。但纵向看,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还有待完善。

“有些制度尚处于初级推进阶段,理论指导多,实践少,有些制度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统筹协调难度大,地方落实起来比较困难。”他表示,各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应进一步在深化体制上下功夫,敢于动真碰硬,加大改革力度,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效模式。

其次,任树本认为,国家生态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要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强、示范带动作用大、效果显著的重大项目,更好体现制度建设成果。发改委也将继续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进行支持。

去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统计局、环保部等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任树本表示,试验区和先行示范区要将评价考核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本地区实施办法和细则,加大对各级党委政府绿色考核力度。

“实行生态文明目标考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树立绿色发展导向、发挥好指挥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一项重要工作。”任树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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